中国的创意工作为什么难做

我常有这样的想象——或许,大多数中国人都如孤岛一般,只能用脑袋和语言与别人建立一些可怜的链接,而感觉和情感,或者简单说是心,是关闭着的。每个孤岛,都在严重缺乏回应的家庭中长大,我们也由此构建了缺乏回应的社会与国家。等我们做了父母,又将「无回应之地的绝境」,传给了自己孩子。——武志红《巨婴国》

中国的创意工作为什么难做,除了不自由,另一个关键原因就是缺乏信任。

不自由用一句话就解释了不能再多,「在斯德哥尔摩商学院,我学到的是:市场经济要蓬勃发展,资讯必须自由流通,这样所有的市场参与者才能获得同样多的资讯」。比约恩·纳提科在畅销书《我可能错了:森林智者的最后一堂人生课》中如是说。在中国访问外网比西游记西天取经还难,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与普通人之间存在巨大的信息差。

创意工作需要情感的投入和链接,是相互成就的,信任就是关键。「专业分工的前提在于市场容许专业人士交换货物与服务。亚当·斯密认为经济活动就是互助合作(更贴近现代的语言表达是「正和游戏」):对每个人而言,得到的都比付出的多。透过自主交换,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。资源交换不只让社会更富裕,还会更稳定,因为在有效的市场里,买东西的成本比偷东西的成本来得低,其他人活着比死了对你更有价值。」什么是有效的市场?我们从小就学过了,并称它为万恶的资本主义。史迪芬·平克在《再启蒙的年代:为理性、科学、人文主义和进步辩护》这本书里还说:「所有失败,或说所有的『恶』,都源于知识不足」、「不受人文主义指引的『进步』根本不能称之为进步」。

在没有读武志红之前我也是不信任心里咨询的,经过这样的思考之后,得出了一个结论是:在一个信任度极低的社会,建立信任更需要的是自觉和努力。想想电影《八恶人》里百多年前的美国,那也是丛林时代,冷战时期的东德似乎更贴近于现状。但是有一个极其危险的观点是把整个世界都想象成天下乌鸦一般黑,它为沦为犬儒主义找到了借口。